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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会议与普世教会合一运动

更新时间:2017-05-17点击次数:445次字号:T|T

——纪念“梵二会议”召开五十周年

彭敬通神父

内容纲要:

梵二会议的召开成为教会现代历史使命的转捩点,传递革新和重新活起来的生命气息,是新时代一个征兆,一颗晨星。就其伦理神学的革新精神便包括了强调重返圣经根源,以圣经作为伦理神学的灵魂;强调以人为本的伦理判断标准;强调伦理生活的深度、广度及多面影响;强调脱离法律主义及重返法律精神;强调实际伦理规律性质的商榷;强调交谈与整顿风气的融通;强调自负良心责任的伦理道德观;以及强调不以任何理由杀害任何无辜生命的生命伦理神学的崛起等。这些革新精神成为教会作为社会良心的一盏明灯[1]本文仅以梵二精神所强调的“圣经是伦理神学的灵魂”作为线索,简述在圣经启示的光照下,重返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将成为重整当代中国伦理的“晨钟”。

关键词汇:梵二会议  重返圣经  时代晨钟  传统伦理

 

一、晨钟的意义

古人划一昼夜为十二时辰,分别以地支(子丑寅卯)序之,每个时辰相当于今日的两个小时。以圭表或铜壶测得时辰,便击鼓报时,以便让民众知晓。但鼓声传的范围有限,齐武帝(主历483年-493年)时,为使宫中都能听见报时声,便在景阳楼内悬一口大铜钟,改为只在晚上击鼓报时,首开先河。为了使钟声传播更远,除了铜钟越铸越大之外,还建较高的钟楼,与鼓楼相对,朝来撞钟,夜来击鼓。[2]

晨钟取自成语晨钟暮鼓暮鼓晨钟的其中一半,两者由相近词组合而成。根据史料显示,在唐朝李咸用的《山中》诗中首先使用该成语:朝钟暮鼓不到耳,明月孤云长挂情。其后出现于宋朝陆游的《短歌行》百年鼎鼎世共悲,晨钟暮鼓无休时。同时代的欧阳修《庐山高》诗:但见丹霞翠壁远近映楼阁,晨钟暮鼓杳霭罗幡幢。元朝吴昌龄的《东坡梦》第一折:这些时想晨钟暮鼓,马足车尘,细看来恰便似云影空中尽。清朝宣鼎的《夜雨秋大录.玉红册》:三复此编,可当晨钟暮鼓,唤醒众生。还有同时代的青城子的《志异续编.监生》:狐之现身说法,不啻晨钟暮鼓。[3]

    晨敲钟暮击鼓或晨击鼓暮敲钟(汉代击鼓迎晨,是因为鼓声振奋,催人劳作),是古代的一种报时方法,包括寺庙中早晚报时的钟鼓声;但是,并不在除夕之夜作为除旧迎新之举,而是每天早晚敲击。在城楼响起钟声鼓声,既可用来报时,也是城市管理的一种方式。除此,它还被形容为时光的流逝。今天它被普遍地喻为可以使人警觉醒悟的话。[4]在启示的光照下,晨钟成了先知性的警钟,良心的呼声!

梵二文献特别强调重返成书历时3000多年的圣经根源,以圣经为一切神学,包括伦理神学的灵魂,[5]并成为今天研究伦理神学不可或缺的晨钟。可见圣经本身的重要性,其中一定有其重要的理由。鉴此也提醒今天的中国伦理学者,作为具有古老传统和悠久辉煌的文明的中国是否应该警觉醒悟[6],吸取梵二会议的精髓,重返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并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秩序的重要根源!接下将探讨梵二后伦理神学重返圣经根源的理由,即探讨为什么教会强调圣经应该成为研究伦理神学和道德标准之灵魂的问题?

 

二、以圣经作伦理神学之灵魂的理由

1、伦理神学的概念

伦理学(Ethics)或哲学伦理是有系统性地研究和指导我们如何做人的一门学问;如何帮助我们认知行为的对错,探讨道德生活本质的人生哲理。伦理神学(Moral Theology)则是系统性地研究和引导我们如何在天主圣三内做人;如何在启示的光照下,认知行为对错,探讨道德生活本质的一门学问,是一种做人的学问[7]。按神学辞典的解释,伦理神学又称神学伦理学是系统神学,也是应用神学的一支,专门研究信仰与生活的关系。它所探讨的内容就是在把神学上所找出的天主爱的启示当成天主对人向祂回应的邀请所以伦理神学的主要工作乃是在帮助人回应天主这种主动的爱;此种回应为基督徒道德生活的灵魂。[8]

鉴于天主教信仰的根源来自圣经,基督徒的道德生活是一个回应天主慈爱的召叫的生活,因此圣经内所启示伦理价值和道德规律也必将影响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和伦理判断,并成为基督徒道德生活的指标。圣经既是天主的圣言,那么成为伦理神学的灵魂和至上的指标也应该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

2以经解经的认识

在新旧约圣经中,不难找到许多依据说明启示的圣经本身具有得天独厚、无以伦比和至高无上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标准。这些价值与标准在基督徒的心中引导他们如何建立神与人、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如何建立正直的良心,如何作绝对伦理的选择,并在现实的生活中指引他们的行为。

例如,在圣保禄宗徒致弟茂德人后书中,他清楚地指出圣经与伦理神学研究的密切关系:你自幼便通晓了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耶稣基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工(弟后315-17)。由此得知,圣经本身就能帮助我们获得救恩的智慧,培养信心,校正错误,追求正义,成全自我,至于基督的至善(弗413)。

其次,旧约时代的耶肋米亚先知就已经提及到,在默西亚的日子里,天主会将法律铭刻在他子民的心中:看,时日将到——上主的公告——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作他们的天主,他们要作我的人民。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近人或兄弟说:你们应该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耶313133-34)。这里显示了天主透过先知阐明人与生俱来便具有明明德、亲民和至于至善的道德能力。这也就是我们的传统伦理观念中所认识的仁人之心,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的道德能力。

再如,若望一书的作者亦清楚地教导,当圣神来到圣徒身上时,他会教训他们一切:至于你们,你们由他所领受的傅油,常存在你们内,你们就不需要谁教训你们,而是有他的傅油教训你们一切。这傅油是真实的,决不虚假,所以这傅油怎样教训你们,你们就怎样存留在他内(若一227)。

后两段圣经的内容显示,凭借人的理性便可认知如何处理自己的行为规范或道德标准,而且天主圣神已在基督徒心中教训他们该怎样作;那么,为什么还要返回圣经,以圣经作为伦理神学的灵魂?圣保禄宗徒认定没有启示的外邦人,也能知道天主的旨意:几时,没有法律的外邦人,顺着本性去行法律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法律,但自己对自己就是法律。如此证明了法律的精华已刻在他们的心上,他们的良心也为此作证,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在控告,有时在辩护(罗214-15)。这是因为天主教的传统认为人的理智并没有完全为罪所败坏,人的理智能够分辨天主的计划,这就是自然伦理的基础,即以理智认出天主刻在人心的道德秩序。

既然天主将他的法律刻在人们的良心上,基督徒只要倾听良心的呼声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要返回圣经呢?非基督徒随其良心行事,其伦理生活不也是令人起敬吗?他们的伦理学不是历久不衰,为人津津乐道吗?而且许多圣经学家告诉我们,圣经上的伦理规律很多是从当时流行的道德规律借过来,不少十诫的条文也能在早期或同期的其他民族的道德规律中发现。[9] 

3、理性的能错性

如果人的理性已经足够成为道德秩序的基础,为什么还要圣经?伦理学家普遍地主张人的理智有实际的不足之处。人若只靠自己的理智作伦理反省,面对如此众多,甚至相反的伦理论调,人怎样取舍?怎样作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的决定?倘若人按其本身的需要来探讨伦理,单凭理智又难判定什么是人真正的需要。到最后,只靠理智的伦理可能要退到一个相对主义的立场,不敢承认有绝对的伦理规范或道德标准。

因此伦理学家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返回圣经根源,承认圣经为伦理的无上基础,尤其应该以耶稣道德观点的权威性作为伦理判断的最后指标[10]。尽管某些伦理神学家承认理智思维是伦理神学的一个重要依据,但只属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唯有圣经是伦理神学基础性的依据、最终的依据和至尊无上的权威[11]

梵二文献引述梵一文献的一段话给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关于那些原本为人类的理智所能通达的天主事理,而在人类现实的状况下,能够容易地、确切地和无讹地被一切人所认识,仍当归功于天主的启示。[12]人的理智并非不能错,良心在推理时,能以善为恶或以恶为善,伦理学上便有所谓的麻木的、错误的、粗糙的良心等。理智要清楚看到天主刻在人性上的道德秩序并非易事,人的私欲偏情、恶习、有罪的环境、不义的社会状况都能蒙蔽理智,使人的良心模糊不清。正如在圣保禄致罗马人的书信中清楚地提到:人本来能从万物中认出天主的美善,人不能推诿说不认识天主,但情欲使他们陷入邪恶,去行各种不正当的事(罗118-32)。

基于人性的伦理能有隐晦性和有罪性的成份,理性体认时常常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圣经忠实转达天主的意志和计划,并给予人的生命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一个完整的意义。除非依靠启示,人的理智甚难领悟天主的意思。

总而言之,人是通过理智去认出天主刻在人心的法律,但此理智必须接受启示的光照与指导,才得到整体、圆满的意义。天主教的伦理传统是启示与理智兼重的,两者相辅相成。启示主要并非提供新的伦理物质内容,而是使人的理智良心敏锐地去感通、分辨天主的意思,并且更完整地、容易地及无错误的去发现道德规律。理论上,理智可以把握到这些规律,但实际上,在具体历史环境中,没有启示人往往无法完全认识它们。两者既是基督徒伦理不可或缺的元素,故此有位德国的伦理神学家说:启示圣经和人的理智,同时是伦理神学的灵魂。[13]

 

三、圣经的伦理观与中国传统伦理观的融和

圣经中启示的道德标准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有何内在的联系?或如何有机地融合在同一个标准上,至少从字面的经文意义表达上是相互通融、不谋而合的?引述一些具体的例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到,启示圣经的伦理要求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要求原来是一致的,也是相融和的。

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就不是一个为遵守法律而遵守法律的生活,更不是因害怕受惩罚而遵守法律的生活,而是一个回应天主爱的召叫的生活。天主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并完全地先爱了我们,因此我们应该以爱还爱的生活回应祂的爱。这种伦理生活包含了垂直的和水平线的爱,是基督徒伦理生活的起点、核心和最高的道德指标,贯穿整本新旧约圣经。例如在申命纪的作品中,强调选民对天主绝对的爱: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申64-5 在肋未纪的作品中,提出选民爱他人的伦理标准:应爱人如己(肋1918)。在新约的马尔谷福音的作品中,耶稣没有改变爱天主超越一切的伦理要求(谷1229),在若望福音的作品中,耶稣给了他的门徒一项新命令,一项新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们如何爱他人: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若13:34,当然也包括爱自己的仇人,为迫害自己的人祈祷(玛544)。在圣保禄的作品中,他也提出:为迫害你的人,要祝福,只可以祝福,不可以咒骂的道德要求(罗1214)。这些道德的准则已经超时空地成为人类伦理生活的至上至高的指标。

如同教会的启示宪章要求重返圣经根源作为伦理神学的灵魂,重返传统的道德价值理念实在是唤醒时代良心的晨钟。不追究为什么要如此为人处事的动机,在中国传统道德的理念里也可以找到与圣经类似的道德理念,而且此类思想贯穿古今。正如爱主爱人是基督徒道德生活的指标,同样敬天爱人曾经是国人作为处理神人关系的道德生活的准则[14]。曾子浓缩了孔子的伦理思想,首先提出为大学之道的两条道德进路是知天敬天,亲民爱民,最终走向至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15]垂直线的知天敬天的伦理要求成为国人整个伦理生活的肇端、至高标准和终向。无论君臣,抑或庶民均以孝天、敬天、法天和行天道作为至高和最终的价值、标准和伦理的选择。水平线平等的亲民爱人的伦理要求为墨子所注解:爱人如爱其身[16]

天主对人类毫无条件的爱首先表现在对人绝对的宽恕,从而恢复天人的和谐。在天主对人绝对的宽恕中建立社会的正义,最终命令人类不但彼此宽恕,而且必须爱仇,以帮助人类导向绝对的和平。真福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极力主张没有真正的宽恕,就没有真正的社会正义,没有真正的社会正义,便不可能有真正的世界和平。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处处充满复仇信息,甚至今天的电影、电视、媒体也铺天盖地地充塞着这样的信息。诸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迟”此类“豪言壮语”随处耳闻目睹。就连孔子回答一位具有先知先觉的弟子季路提出“以德报怨”的问题时的答案也是“以直报怨”。[17]《礼记》也有类似的记载:“子曰:以德报怨,则民有所劝;以怨所怨,则民有所惩。……以德所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18]  这里不打算深入探讨为什么孔子和《礼记》会有如此的道德观念,也许在春秋战国血腥杀戮的乱世时代,只有强权暴虐,没有社会公义,以德报怨只会助长强权者的气焰,既不公义,又不合理。[19]是否真是如此,则不得而知。

难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理念里没有宽恕爱仇的思想吗?不是的,我们还可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理念里看出“以德报怨”的“爱仇思想”是能够被人的理智所认知的。既然有弟子以及列代中国的传统道德理念中许多人提出“以德报怨”的“爱仇思想”。这就表明了在我们的伦理规范里,爱仇的伦理要求是能够为人的理智所认识、所理解和所接受的,只因为种种理由,不为孔子和《礼记》所接受罢了。

的的确确,在中国的传统道德和伦理思想中包含着强烈的爱仇道德要求,例如《诗经》提倡“人之无良,我以为兄”[20],主张对待自己的“仇人”如同兄弟姐妹一般。《论语》中的颜回主张“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21],强调善待一切人,包括自己的“仇人”。明朝冯梦龙提出“生事事生何日了,害人人害几时休?冤家宜解不宜结,各自回头看后头[22],主张宽恕修和的重要性。同时代的叶盛描述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好撑船[23]的宽宏气度。《菜根谭的智慧》的书中写道:我有功于人不可不念,而过则不可念;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则不可不忘[24],即主张知恩图报,不积怨不记仇。

至于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爱仇的动机,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圣经的启示帮助我们明白爱仇的基础、动机和整体的意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玛544-45)。”“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天主怎样爱我们(罗58)。”“父啊!宽赦他们吧!因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路2324)。圣经的启示带领我们从基督身上看到爱仇的意义,这不是靠爱仇本身上的合理性,而是感受到天主是爱,一种毫无条件的爱,一种绝对的纯爱,从而把握爱仇的意义,得到爱仇的动机及执行的力量。[25]

因此,以教会主张重返圣经启示的根源作为发展伦理神学指引道德良心的灵魂为借鉴,用以制衡今天过分强调强者世界,物竞天择,人定胜天,适者生存,并以军事、经济、政治和国力的综合力量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甚至主张以暴力建立和平的社会道德理念,逼在眉捷。简而言之,就是太强调人的理性和世界内在的价值,而忽略了超越和永恒的价值,因此,重返中国传统道德理念作为重整中国伦理学的晨钟,有其时代性和先知性的重要意义。

 

四、梵二的伦理革新对发展中国伦理的可能贡献

无论如何,单靠人的理性和所谓传统的道德主张都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在相对主义的道德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已经变得含糊不清,甚至已经陷入被抛弃的危机中。由于缺乏绝对、至高无上和终极,或超越性和永久性的道德价值观,当今中国的社会伦理价值已经走进极度的困境中,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沿。如何挽救中国的伦理秩序,重振大国久远而辉煌的道德文明?也许最好的方法就是重新唤醒已经被遗忘,甚至被抛去的传统道德理念。同时以基督宗教的信仰,启示的圣经,基督的爱来圣化和提升中国古老而璀璨文化及优良的道德传统。彼此之间没有矛盾和冲突,反而可以进行更深的对话、沟通和交流。

正如历史上的欧洲,特别是以强大的罗马帝国为代表。开始的时候,罗马帝国不但拒绝基督宗教信仰,而且发动了对基督宗教历时三百多年的残酷蹂躏和血腥镇压。当其转向将启示的圣经,将基督宗教的道德文明融入到自己的道德体系后,造就了西方特殊的道德文明,一直影响到今天。

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宗教信仰可以弥补法律之不足”的观念,正好与前面所提的德国伦理学者所主张的“理性和启示的圣经同时是伦理神学的灵魂”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的作用。两者都强调理智对认识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启示信仰对认知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的绝对不可或缺。后者正是当今中国道德理念中所缺乏的,因而难免陷入极端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相对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等伦理价值观的危险中。本质而言,就是否定了超越、至上和绝对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

在圣经启示的光照下,重返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能否成为重整中国社会伦理体系和道德价值的“晨钟”,就启示的基督宗教的历史经验和梵二伦理神学的革新精神衡量,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如何重返中国的传统伦理价值取向,并利用启示的圣经作为重建中国道德文明的绝对不可或缺的元素,有待伦理学者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不过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可能的一些作用。首先让我们意识到只靠理性所认知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会出现伦理价值判断上的偏差。其次,梵二伦理神学的革新精神“主张以圣经作为伦理神学的灵魂”将是重建中国现代伦理价值观的“晨钟”,即重返中国传统基本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要求是必要的。再次,鉴于理性对伦理价值认知的不足,让我们重新肯定并接受启示宗教所认知的超越、至上和绝对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标准,同时向启示的真理开放,, , , , 向天主的圣言开放,向基督的福音开放也是必要的。

    简而言之,我们要承认传统道德价值的重要性,承认理性对认知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的可能性,更要承认启示光照的超越性和绝对性。为后者,只有在宗教信仰的启示氛围里才能达致的境界。天主教不排斥任何人类的文化,反而肯定每个地方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卓越的地位;承认地方传统文化有助于人认识真、善、美;有助于人举心向主;有助于人了解启示的, 圣经[26];有助于人认识启示的真理,包括伦理道德的真理。正如梵二文献中所说:“基督徒在走向天国的道路上……肯定人类文化占有卓绝的位置……有助提高人类对于真、善、美的理解力,对于普遍价值的判断力……文化使人的心神更能摆脱世物的奴役,更易高举自身,奉事并静观造物真主……便于认识天主圣言[27]”我们坚信透过启示的真理,一定能够使本地的传统道德规范和伦理价值得以提升和净化,最终得以圣化。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跻身世界第二,未来的中国是否成为世界的文化大国,甚至成为扬善抑恶的宗教大国?如果要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拿什么作为建立世界文明大国的底蕴?重返自春秋时代至明、清时代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伦理价值,还是继续让超越的和绝对的道德规范和伦理价值空缺?

“梵二会议”重新肯定历时几千年的圣经启示作为伦理神学的灵魂,为重建中国的传统道德理念和伦理价值就是最好的“晨钟”。她在警醒“东方的巨龙”,憧憬着中华辉煌历史和悠久文明的伟大复苏。如果我们能够重新肯定垂直性的“知天敬天”伦理要求作为道德价值和伦理判断的肇始和终向;肯定水平线的亲民“爱人如爱其身”的伦理要求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绳;同时向圣经内所启示的道德标准开放(如同基督爱我们的爱,爱自己的近人),与之融合,并接纳超越的和绝对的道德规范和伦理价值的存在,那么我们走向“普世价值”的脚步开始迈开了。

 

参考资料:

1、罗秉祥,《黑白分明》,香港宣道出版社,1992。

2、邬昆如,《伦理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

3、詹德隆,《基本伦理神学》,台北光启出版社,1993。

4、吴智薰,《基本伦理神学》,香港思维出版社,2000

5、付和德,《旧约诠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页。

6、徐锦尧,《正视人生的信仰》,香港公教研究中心出版,2005。

7、思高《圣经》。                        8、《神学辞典》。

9、《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                10、《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

11、《大学》三纲八目的追求。              12、《诗经》

13、《墨子》兼爱                          14、《论语》。

15、《礼记》表记                       16、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十。

17、·叶盛,《水东日记杨大理诗谑》。     18、黄杰星,《菜根谭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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