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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天主教的现代界石

更新时间:2017-05-17点击次数:425次字号:T|T
׮题。现代文化将人置于中心的位置上,开始了一个人类学中心的时代,站在现代文化的哲学立场上,人即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所在。梵二要走进现代世界,它必然首先弄清现代人的关注,认识现代人的希望,就此而言,梵二与其他公会议比较,处处着眼于人的问题,特别是现代人的问题,并依教会的信仰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梵二的重要贡献之一可说是哲学性的。在从1962年到1965年的四期集会中,梵二努力在现代的文化社会处境中塑造一种天主教的人类学,一种对人的新的观点,旨在论述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人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新人类学的视野下,公会议的教父们逐渐地获得了一种涉及礼仪、神学、福传、教会组织的新形式。

    在历次公会议的文献中,《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具有开创的意义,它第一次将整个人类作为对象来说话,并指出:我们的言论全部集中于人,集中于整个人。(《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3),


    1965104日,在梵二第四期集会,也就是最后一期集会中间,保禄六世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周年庆典,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阐述天主教对联合国任务与使命的看法: 

你们在这里宣认的,是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特别是宗教自由。我们认为,你们是人类高尚智慧的解释者,我们同样要说,这智慧具有神圣的特征。因为它涉及的首先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神圣的:谁也无权侵犯生命。

    现代文明的事业应该建立在精神的原则上,唯有精神的原则才能支持它,并给它带去光明和生机。最高智慧的这些不可或缺的原则建立在 你们知道,这是我们的信念 对天主的信仰内。

    保禄六世在联合国总部的演讲某种程度反映了天主教的人类学态度,以及对建立在人类智慧上的现代机构的基本立场,并为第四期集会即将讨论和通过的文件,诸如《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宗教自由宣言》等提供了有利的气氛。


    在演说的最后,保禄六世提及保禄宗徒在雅典广场的宣讲(参《宗徒大事录》1715 – 34),保禄宗徒那次著名的演讲论及未识的神,从而大大地拉近了基督信仰与异教思想之间的距离,由此形成对话的基础和深入认识信仰的出发点。这可能也是保禄六世主张让教会向现代世界开放,与现代各种文化对话的哲学观念。在此,也令人想到著名神学家拉纳的先验神学有关匿名的基督徒的论述。如果没有这些神学或哲学的基础,天主教进入现代世界、与各种现代文化和传统宗教的对话就很可能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策略,一种出于教会政治的考虑而已。


    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展开梵二对现代文明以及现代世界的论述,也没有进一步展开天主教因与现代世界的对话和交流而产生的对自身认识的影响和后果,而仅仅通过两位梵二的缔造者,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禄六世,来勾勒出天主教在梵二中对现代文明和现代世界的总体精神。


    “梵二肯定了先前天主教或多或少地已开始了的与现代文明的对话,并在教会内以公会议的形式确定了这一对话的共识和对话的原则。是从中世纪式的教会形态来看待现代世界,以及教会与世界的关系,还是从一种顾及已发生了深刻改变的社会文化来看待,是坚持政教一体的理想来对待现代世界的种种要求,还是承认人类智慧的种种积极作用,在回答这些重大问题的同时,梵二的天主教似乎复兴了一种在基督信仰进入希腊罗马世界时形成的历史神学:

凡属于人类的种种,在基督信徒心灵内,莫不有所反映。……因此,教会深深感到自身和人类及其历史,具有密切的联系。(《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1 


三.天主教面对现代世界的身份与融入

    闭幕的那天(1965128日),保禄六世和与会者都感到无比的轻松,梵二的胜利召开以及会议出台的文件,让许多人感到天主教的春天就要到来了,甚至有人将这次会议视为新的出谷纪,新的圣神降临节。然而,事实上,历时三年,举行了四期集会的梵二并不是一次轻松的大公会议,会议形成的原则和文件经过一个艰难的过程。 很多文件是经过不断咨询和讨论,反复修改,并仍然有反对的声音下通过的。在公会议后,更是出现了一些明确反对梵二的动向,这些反对派认为,与时代共进梵二迎合了曾经受到教会谴责的现代主义的要求,与现代世界的世俗化、理性主义或自然主义、无神论的人本主义、民主制的自由主义等等妥协,从而背离了天主教两千年来的传统信仰,使教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其中甚至有人认为梵二现代主义的特洛伊木马,通过将现代的种种思潮和方法搬运进天主教内,从而令教会发生混乱和分裂。众所周知,针对梵二最著名的反对力量有曾参加公会议的勒费尔(Marcel Lefebvre),他在1970年成立了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1972年公开拒绝接受梵二,并以举行特兰托弥撒礼仪作对抗梵二的旗帜,该会于1976年宣布解散,但仍作为一种反对势力存在。此外还有法国南特的格烈高利神父(l'abbé Georges de Nantes)派及其他的一些反对派。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些人,他们与上面说到的具有基要主义特征的所谓传统主义者相反,认为公会议的更新还相当不够,还远远无法满足现代社会文化的要求。就像在梵二中出现的争论声音一样,在梵二之后,对这次公会议的解释同样出现了不同的倾向和方法。曾作为梵二时期活跃的神学家,教宗本笃十六世在梵二闭幕四十周年时(2005年),借圣诞节祝愿发表谈话,就如何解读梵二大公会议的精神及其成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一种过激的解释,在他看来,这种解释既反映在基要主义者那里,也体现在改革派内,对于这些人而言,梵二的精神和原则意味着与天主教古老传统的中断:

一方面,存在着一种我愿意称为非连续和中断的解释,这种解释常为大众传媒所喜闻,也为某些现代神学所乐见。另一方面,存在着一种改革的解释,认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建立的唯一教会主体发生了裂变。这是一个在时间中壮大和发展的教会,它依然故我,是前进着的天主子民的唯一主体。

    本笃十六世进一步指出,对于持第一种解释的人,他们认为公会议的文件还没有完全体现公会议的精神,其中的一些是妥协的产物,因此应该放弃,应该在公会议的文件外更大胆地寻找梵二的精神实质,去发现更深刻的教会更新和改革。一句话,不应盯住公会议的文字表达,而要进入到它的精神内,这样一来,他们便觉得有了对梵二更大的解释空间,赋予公会议更多的想象。对于这种非连续和中断的解释,本笃十六世予以反驳。在这里,关键在于,人们普遍认为的:梵二是教会向现代世界的开放,是天主教的一次改革,到底正确不正确?换句话说,梵二开启的与现代文明的对话,是不是在根本上改变了梵二前教会对现代社会文化的态度?


    通过阅读梵二的文献发现,现代性Modernitas)这个欲表明现代文化特质,并与古代及中世纪文化根本上区别开来的词汇,并没有出现在梵二的文献内,至于现代的这个形容词,则仅出现了五次,三次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现代人现代的实践理智现代的无神论),两次在《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现代世界的科学与技术现代的传播工具)。至于曾受《牧主羊群》通谕谴责的现代主义Modernismus)根本查无综迹。为了指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梵二公会议更喜欢使用诸如这个时代的世界当今世界现在的世界等等,以避免人们将梵二向之开放的世界完全等同于现代的世界,或者现代性世界。就此而言,梵二针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表达十分微妙,这种微妙意味着,天主教面对现代世界的态度并不像某些乐观派认为的那样,在这些人看来,教会面对现代世界采取了完全的适应立场,把现代文明无条件地认为是进步的、是先进的、是优越的,只要是现代世界的观点,天主教照单全收。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梵二代表着现代主义的胜利,是教会向现代性的全面投降,是一种堕落;同时,这种微妙也意味着,梵二并不像某些悲观派以为的那样,天主教没有因公会议而发生过任何的改变,没有什么重大的更新,没有与时代共同进步的愿望。


    为了进一步弄清梵二对现代世界的态度,下面的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梵二前后对现代世界的判断在大体上是统一的。梵二前的天主教也并非是一个纯粹的不幸的先知梵二的天主教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幸福的先知。《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第一句话概括了教会对现代世界不确定性,即它的两可性的本质特征: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喜乐与期待、愁苦与焦虑(《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1)后来更清楚地指出:现代世界好似大有作为,又好似柔弱无能;可能行至大的善,亦可能做最坏的恶。在现代人类面前,摆着走向自由或奴役的途径、进步或堕落的途径、友爱或仇恨的途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2)可见,面对现代文明,梵二既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梵二对现代世界的态度以及反映在诸多文件上的对现代世界的立场,必须做如此的解读,也就是说,梵二前天主教对现代文明的一些基本判断,并非被梵二彻底地推翻了,改变掉了。
其次,在天主教内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传统,即将错误与沾染错误的人分开。教会的谴责一般针对的是错误的观念,而非人本身。梵二欲对所有的人说话,不管他生活在何种意识形态下,梵二之所以追求一种牧灵的目标,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天主的计划涉及全体人类,人的生命具有同等的尊严。教会的存在理由因此不在它自身内,而在全体人类,在整个世界里。为此,天主教不可能自外于这个世界,不管这个世界生活在怎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下。在这种意义上,与时代共进Aggiornamento)就是天主教在现时代的必然选择:天主教不但要忠于传统,也要在与时代的对话中获得活力和生机。


    最后,对于梵一以后的有关教会针对现代主义的态度,必须有一种历史学上的认识。对此,本笃十六世指出,天主教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关系,自加利略案件后便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受到康德的《纯粹理性内的宗教》的影响,以及稍后的法国大革命的作用,一种启蒙的观念便广泛传播,按照这种观念,不应再给教会与信仰什么地位,应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减少甚至取消它的影响。于是,教会信仰与某种极端自由主义,以及与宣称解释一切的自然科学日趋紧张,正是在十九世纪这样的情形下,庇护九世产生了对现代精神的对立情绪。然而,现代精神同样具有发展和改变的活力,梵二时期的现代社会文化与庇护九世时期的已有相当程度的不同,例如,自然科学开始反思自己的局限,从而向某种超自然的现实打开大门,政教关系也并非只有法国大革命的那种,在这点上,美国的现代社会提供另一版本。此外,天主教的社会理论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它在中世纪政教一体化的形式之外开辟了新的进入社会生活的途径。这些都为梵二确立一种教会与现代社会的新关系奠定了外部的基础,在这一新的地基上,梵二努力回答下面三个问题:1、教会信仰与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历史社会科学的关系;2、教会与现代国家的关系,信仰真理与宗教自由的关系;3、天主教信仰与世界上的其它宗教信仰的关系,如天主教与其它基督宗教的关系、与非基督宗教的关系、与犹太教的关系、与无信仰者的关系等等。因此,梵二前后显现出来的不一致,即一种非连续和中断的解释,若回到它的历史与社会背景来看,都可以产生一种新的形象和理解。

    “梵二与时代共进因此必须放到这样的一种既连续又非连续的整体来看,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天主教在梵二的更新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没有与天主教的信仰传统断裂:这是一种连续中的更新,一种更新中的连续。连续的是教会信仰的实质,更新的是它的表达形式,在不同的时代,信仰的实质可以运用不同的形式:

公会议不能企图消除福音面对种种危险和人的种种错误时的冲突,但它必定试图避免这些不正确的或肤浅的冲突,以便向我们的时代介绍福音纯正的和伟大的要求。梵二公会议向现代迈出的步伐,它不太确切地被视为向世界开放,归根到底属于信仰与理性关系的永恒问题,这一问题存在着常新的表达形式。梵二面对的处境无疑与先前时代发生的事件是相通的。

    每个时代,基督信仰都存在着与它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自然观念的张力,然而,时代不同,两者之间的张力也差异甚大。在基督信仰最初进入希腊罗马的社会文化时期,与它处于中世纪及近代初期的时候,这种张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面对现代的社会文化,基督信仰与之产生的张力则与教会初期的情况相仿。本笃十六世将这种张力归结为内在于基督信仰的永恒问题,即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显示了神学上的深刻性。人类社会的改变与人的智性的改变密切相关,而信仰又永远地以一种张力的形式与人的智性相联系着。通过理性,或者说逻各斯,基督信仰与它所不是的事物关联着。基督信仰不但要在教会内获得它的表达和身份,更要在与自身相对的社会文化里获得表达和身份,也就是说,基督信仰必须到它所不是的领域中识别和展现自己的本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即圣爱(Agapé),正是如此:圣爱让天主没有把持于自己,而是深入到一种异质的和异己的世界内,以便把爱带入自身所不是的世界。十字架的真理与希腊关于同类者只为同类相知的哲学相反,由此显出它是一种爱的宗教。


    然而,向自身所不是的世界和领域开放,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爱从来不是一种没有危险的行为,走出自身的爱是一种危险和麻烦,这或许就是本笃十六世所说的公会议不能企图消除福音面对种种危险和人的种种错误时的冲突的含义。天主的圣言进入了世界,他接受了人性,具有了有死性,也就把自身置于世界的种种危险和试探当中。复活宣告他的这种圣爱的胜利,这是爱的自我空虚,这是在爱中生与死的辩证法:一粒种子若不落入土里死去,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实。这难道不就是梵二与时代共进的精神和意义吗?相比之下,那些批判梵二甚至拒绝梵二的人,他们就没有这种道成肉身的精神,不懂得天主自我空虚的大爱。他们不愿意冒险,只愿意收缩到一种没有冲突的圈子内,怀抱着一种小国寡民的教派意识,而早已忘记了天主教作为大公教会(Catholica)的使命了。


    关于基督信仰的这种生命形态,莫尔特曼将之描述为身份 涉入的两难处境。面对自身所处的特定时代以及它的社会文化情况,教会必须处理好两种危机,一种是源自小教派的,因封闭心态造成的现实相关性危机,一种是盲目同化于现代世界的身份的危机。 两种危机互相补充,基督信仰越是欲与现代世界及其种种问题相关,它就越易于模糊自己的身份,相反,它越是强调自己的独特性,越是仅在传统和教会自身内来理解自己的本质,它就越缺乏对现代世界的相关性。一个教会若不能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改变的世界内考虑改变自己,它就会越来越僵化和无力,因此,天主教必须到所处的社会思想和形态中证实自己,而不仅仅限于自证和自我称义。在近代之前的中世纪,天主教的这种自足和自证尤其的明显,这种做法得益于那时期的政教合一和教化(教会与文化)的一体特征。但是,现代世界的形态早已不是中世纪的那种了,为此,天主教必须做出调整,必须走出小教派式的自我想象和自我陶醉,而要真正地走出自身,就要如其所是地审视和对待我们当今的这个世界,与之进行真实可信的对话。教会与现代世界并不是互不相关的两个城市,救恩史与人类的历史不可截然分开。必须运用对话与时代共进的精神来冲破天主教与现代世界的二元论,这就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伟大贡献,在天主教的历史中,梵二因此是一座丰碑,是天主教的现代界石: 因此,今天我们能够以感激的眼光转向梵二公会议:如果我们以一种正确的解释方式来阅读和领受梵二,那么,对于时常需要更新的教会来说,梵二就总是并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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